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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让自己的合作组织梦想在这能够生根发芽,报告

浏览次数:50 时间:2019-11-23

工作手记文/秋风落叶 在去年短暂离开合作组织领域后,今年3月再次踏上来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并希望这里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让自己的合作组织梦想在这能够生根发芽。 来隆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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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分散的小农户在生产经营中与市场对接,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去年短暂离开合作组织领域后,今年3月再次踏上来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并希望这里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让自己的合作组织梦想在这能够生根发芽。

新农村建设必须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来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过多强调以业务单一的专业性合作为主,往往会出现普遍性的“精英俘获”,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因为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大多数政府主导实际上已经沦为部门代表的利益集团主导,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普惠性政策变质为精英农户得益多,而大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将综合性、多功能的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改变条块分割的复杂格局。

12月16日,在“促进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发布了“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整体性政策框架”的报告。报告对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农合组织”)的重要性得出以上判断。

来隆化之前,与胡新杰有过数次交流,对这边这几年农合组织的发展情况基本了解,并一起对这边的合作组织发展做过比较长期的规划;同时自己对合作组织实践的艰难复杂也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边合作组织的成长也做好了长期的心理准备。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效能的局限性

报告由国研中心农村部与财政部合作,对全国9个省(浙江、山东、河北、吉林、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重点,并称目前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机遇期。

转眼间,来隆化已经三个多月了,按照三月份来时的规划,除了生态玉米种植和有机水稻种植项目按照计划进行外,其它活动进度不大,组织的农民参与度也不高。也曾数次与村里的两位兼职干事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发掘村内的一些非经济需求,开展一些服务性工作,但是两位干事自身对合作组织认识也非常模糊,发展经济是他们最大的冲动,而迫于经济压力,我们自己却又不能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自做农民的组织工作,按照我们的设想,由本地的兼职干事做好会员服务工作,我们以北戎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依托,开展经营性活动,将合作文化和合作经济有效结合起来,促进合作组织快速发展。但是目前由于这两方面不能有很好的衔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更长的磨合期。

当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户分化、部门和资本“下乡”的格局下生发和运行的,因而形成了特殊的面貌。从合作激励来看,农民合作有利于帮助部门和资本克服“下乡”的交易成本;外部的“下乡”资本也乐于为组织农户支付一定成本,因为除节约交易费用外,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部门把握着公共财政对合作组织的分配渠道,一般也会选择和其经营领域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去组织合作社,以利于部门经营职能的扩展。显然,如果农户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和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合作宗旨,那么,从理论逻辑上推演,农民合作组织的规模扩大、实力增强,将与资本和部门垄断性经营形成竞争,压缩资本和部门的利益空间。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资本和部门的获利(寻租)具有双重效应,资本和部门的现实选择就是扶持大农(精英农户),压制小农(普通农户),通过组建大农主导的合作社实现其既节约交易成本又相对保证垄断收益的目的。

此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将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

出现目前的这种情况,应该来说是合作组织普遍遭遇的困境,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当前宏观环境不利于小农组织的发展,但是也不是说小农的合作组织就无法发展,不过艰难是必然的。如果在合作实践中处理好以下四个问题,应该可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这样由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的合作社,一般不会真正完善合作社内部的合作关系,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只会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对内执行的往往是“大农吃小农”的逻辑--几个大户联合起来,在最终购销方和农户之间充当一个中间商,低价买进农户产品而高价卖给部门和资本, 或者低价买进部门和资本的生产资料和技术,再高价卖给农户。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2007年“三农”政策新主题定为“发展现代农业”,有关专家表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合作组织要解决的是成本由谁支付以及如何支付的问题,这决定了未来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归属的问题,我们经常发现所谓的合作社是几个人按股份拥有的情况,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合作社初期运作成本是由这几个人支付的,后期有收益的时候最终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偏离了合作组织的方向。

实质上,这样的合作社只是在部门和资本因与高度分散小农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下乡”的情况下,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其并不能解决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也不能帮助小农参与分享社会平均收益。这势必造成合作社发展的虚假繁荣局面,在本来已经注水的政绩体系中增加一个试图使弱势群体得以自圆其说的依据,并且改变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维护公平的公益性质。

在此背景下,国研中心主办的研讨会,引来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多位官员及学者参与,并就报告和政策建议进行讨论。

美高梅电子游戏网址,根据日韩台的经验,农民合作组织的成本是由政府支付的,并且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确保农民合作组织为农民会员服务,所以避免了农合组织被少数人控制的现象。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困境

农合组织内外交困

这也就是我说的当前宏观环境不利于小农组织发展的原因,我们现在所有的“三农”政策都是鼓励个人发家致富,都幻想凭个人的觉悟和道德来“先富带后富”,对小农的组织发展是极大的破坏和瓦解。

随着中央对合作社工作的重视,各部门追求各自政绩、一政多门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各部门乐于见到真正的合作社,但由于扶持资金有限,而基于大农事实上已经成长起来了,扶持大农主导的合作社比建立普惠制的扶持机制或建立一个更严密的遴选机制,行政成本要低很多,况且还可以和大农共谋获得回扣或远期收益,于是,使用财政资金扶持合作社的部门就倾向于“知假扶假”.

国研中心课题组从东、中、西部各抽取3个省,共9个省,从中央财政资助的700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中,抽取140家作为调研对象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农合组织内外交困,发挥作用有限。

因此,在合作组织发展前期,在组织成本大于组织收益甚至是组织收益为零的时候,只有少数有能力的人能够承担组织成本,最终形成路径依赖,合作组织变成了少数人的组织,或者是大家都不主动承担合作成本,组织只能在等待中死亡。

同理,资本主导农户合作一般情况下也仅限于由大农组织市场需求,其与合作社仅发展合同购销关系,并不会投入很多资本、人力和技术来帮助提高合作社的谈判能力和经营实力,更不会帮助专业合作社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中国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对这三类传统农合组织,国研中心农村部部长、课题组组长韩俊在研讨会上总结:把供销社改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目标没有达到;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属性较弱,行政色彩比较浓厚。

其次,要解决好合作文化和合作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合作组织既需要经济功能也需要文化功能,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这两者的关系也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合作组织起始阶段,更应该重视合作经济的功能,合作文化才有落脚点,而不应该合作文化优先。

没有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直接或间接地支撑,农民就容易沦为各类垄断性力量的盘剥对象。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民可以信赖的组织,除了帮助农民维护权益外,还是扭转乡村失序、建设农村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组织载体。但是,能够促进公平、保障弱势农民群体权益的合作社,在当前条块分割的行政生态下却难以形成。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如何破除涉农部门利益和“下乡”资本相对于小农的优势地位问题。

鉴于传统农合组织的局限性,以1994年农业部在陕西、安徽等地组织农民专业协会试点为标志,民政、工商、科协、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从各自职能角度,推进建立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再者,要解决合作组织人才发掘和培养的问题。合作组织对人才的要求比一般企业更高,它不仅需要有经营能力和管理能力,还需要从业者有全局意识、有强烈的奉献精神,乐于为组织成员服务。这种人才需要合作组织领导者在工作中发现人才,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培养锻炼,一个合格的合作组织工作人员,个人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尤其需要为别人服务的精神。

200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实施,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上述“假合作社”的发展态势,这是因为,政府部门的约束条件没变,扶持资金优先、符号可见性优先的政绩追求未变,营利性目标没变;资本的约束条件没变,和部门结盟的逻辑没变,短期营利目标未变;政府部门和资本的强势地位没变,优势资源禀赋(人际关系资源、信息资源)没变;大农的约束条件没变;小农的约束条件,如生产规模小、资源劣势(技术水平、信息资源等)也没有变。

目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专业合作社、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股份合作社。综合农业部等机构的统计和估算,全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经达到15万个左右,参加组织的会员约2363万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

最后,要着力解决的是农合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与会员生计。合作经济的发展也不是说只要赚钱就能做,需要与农合成员的生计相结合,要以满足会员的实际生产、生活相关;同时对于会员的生产、生活进行必要的引导,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组织成员的生计改善结合在一起,组织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鉴于这种“大农吃小农”的合作社会越来越多,如果政府强力按照法律精神规范合作社的话,大农的利益将会受到限制。若其由于经营能力和贡献不能科学折股而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下降,农民仍然无法解决与外部主体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合作社治理结构的规范问题,但实质上是合作化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资源禀赋、利益结构的对比和连接方式问题。由于部门、资本与“大农”相结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几乎必然地内含着“精英俘获”机制,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及其相关投资如何调整,才能扭转本文揭示的基于部门、资本、大农、小农的资源禀赋和利益结构而内生的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实际逻辑。

课题组对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各类农合组织调查表明,农合组织发展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其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出路

首先,筹资难成为挡在农合组织发展路途上的第一大障碍。

当前迫切需要反思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推动以广大农民为本位的农民合作运动,将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作为承接财政“普惠制”投入的主要载体。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制度上维护外部主体与 2 亿多兼业小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只有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形成集体“谈判”条件而产生制度成本较低的“可维护契约”,正常市场经济需要的信用社会基础才能逐渐形成。

课题组调查表明,农合组织的财政支持非常少,金融支持则极为有限。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只是小规模地对农合组织发展提供支持,而正规融资渠道仍大门“紧闭”。如农合组织运营资金27.42%来自组织营销利润,21.91%来自股金和会费,19.48%来自政府补贴,金融机构贷款只占到9.25%,其他来源为成员捐赠、个人借款或企业借款。

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业务范围涉及生产、加工、流通、金融、保险以及文化建设等众多领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最大优势在于通过多样化业务节约交易费用--既有生产和销售领域的合作,以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又有金融、保险领域的合作,以解决农民资金短缺的问题;还有文化领域的合作,以解决文化建设、培养新型农民问题。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至可以吸纳城市消费者加入,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机制,彻底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实现提高农民收入、保障质量安全、增加消费者福利的多重目标。但应该强调的是,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政社合一”,更不是要取代村民自治组织的地位,而是在深化农 业多功能性、生态文明建设等新理念的基础上,注重多元化、综合化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资金缺乏可持续的来源,直接制约了农合组织对其成员的资助。如2004年有23个农合组织直接借款给成员,有27个组织为成员提供担保贷款,仅占农合组织总数的16.43%和19.29%。

发展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作用。第一,强化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统”的功能。自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来,农民“原子化”趋势明显,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国情。发展多功能性的现代农业,需要符合现代农业经营特征的经营主体,在不改变现有土地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农民之间的合作形成的经营主体,能有效发挥统一经营的优势,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生产、流通、加工等多种领域,能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吸引力。只有切实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建立与外部经济主体相应的谈判地位,形成可以维护的契约关系。如果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仅停留在生产层面,也能通过提高谈判能力和为成员提供技术服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民增收,但无法根本改变成员的经营规模,无法影响市场价格,因此带动农民增收的幅度不会太大,增收的时效不会太长。只有进入金融、流通和加工等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领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在利润分配链条上的不利地位,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通过合作得到更多实惠,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力和吸引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第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文化建设,能提高成员的合作意识、培养新型农民,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人才保障。

其次,税收优惠缺乏。对农合组织实行优惠税收政策是通行的做法。如在日本,一般股份制公司要缴纳62%的所得税,农协只缴39%。而在中国,农民销售自己生存的农产品不缴增值税,但一旦通过农合组织销售,就要缴纳增值税。

重视和加强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既能提高成员的合作意识、培养新型农民,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力保障;也能培养成员的民主管理意识,进而促进乡村自治。

“如果农合组织带动力越强,帮农民销售产品越多,其税费就越重。这客观上对农合组织发展是一种打击。”韩俊说。

发展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在政策上更为积极。农民通过合作能够办好的事,就放手让农民办;适合农民进入的领域,都放手让农民通过合作进入;能够减免的税费,都尽量减免。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也需要更为规范,切实发挥带动作用,保障成员应有权益,努力摸索建立适合自身发展实际情况的制度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业务。

其三,农业保险“星星点点”,对农合组织的风险难以化解。如课题组在浙江省发现,该省由于处于沿海地区,常受台风、洪水袭击。因灾造成的损失几乎每年都有发生,但目前国家至今没有开设鲜活农产品保险品种,致使农合社每年都要承担自然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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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多部门管理缺乏统筹协调。目前国务院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部门都参与农合组织的管理,部门之间未能形成推动合力。

“从总体上看,目前农合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覆盖面偏低,内部治理不健全,功能和作用有限。”韩俊称。

建议参照日本“农协”模式

无论是从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民增收空间,还是从明年7月1日开始实施《农合法》来看,目前是我国发展农合组织的机遇期。为此,国研中心课题组列出了政策建议。

建立怎样的合作组织体系应该首先明确。课题组对此的构想是,要逐步形成包括中央支持机构、全国总社、省合作联社、市县合作联社和基层合作联社,包括金融、销售、加工等多种职能,覆盖大多数农民的庞大的合作网络体系。

具体模式,课题组认为日本‘农协’经验值得借鉴。据介绍,日本“农协”不仅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而且也是成员的政治利益代表。

“参考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在一些地区试办为农民提供包括信用、供销、技术推广等在内的综合性服务的合作社。”课题组专家建议。

其次,建立怎样的政策支持体系也尤为重要。

按各国经验看,农合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可能会削弱其自主和独立,因此如何界定政府对农合组织的职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对此,课题组建议关键把握两点: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参与而不干预,引导而不强迫;打破部门分割资源配置,放宽农合组织经营范围。

对政府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用于促进农合组织新技术推广、品牌建设、市场促销、灾害补助等;对其用于农产品仓储、加工、销售等方面的贷款给予贴息扶持,并专门制定针对农合组织的倾斜性贷款政策。

同时,要明确对农合组织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税种上的优惠条例。

此外,课题组大胆设想,设立农业担保基金,为农合组织提供经济担保。

显然,课题组在宏观层面为农合组织发展开出了的整体性方案。而相关政策操作部门已有初步构想。

“财政部将和其他部门一齐,研究出台扶持农合组织的系统政策。”讨论会上,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褚利明透露。

作为《农合法》的参与者,褚利明“深知这部法律促进农合组织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称为配合此法,财政部正在积极制定农合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褚透露,财政支持的重点突出放在组织能力建设上。一方面直接投入,另一方面,通过贷款担保、贴息、补贴方式,增强农合组织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伴随《农合法》颁布和实施,实际上,建立农合组织‘开闸了’,急需相关政策对接。”与会官员和学者们同国研课题组一样呼吁,尽快出台相关细化政策,不然新法“宽松的设立条件”会给现有体制和政策带来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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